作者：王舒寅

陈嘉映先生这本书2015年4月出版后我就马上买来读了，这次是第二次读。我不知道国内做哲学的人还有哪位有这么好的文笔，居然可以让我这样的哲学外行读得津津有味，不忍释卷。书中很多问题和道理，我也想过，但想不到如此清晰且通透的程度。陈先生真是活明白了，也想明白了。

嘉映先生论著给我很大的一点启发在于，再大的问题——如人生意义——也要拉回到整体生活的层面上来考量。从概念到概念的考量，也许适用于形而上学，或亚里士多德说的理论学科，但不适用于政治学、伦理学和我们的日常人生（实践活动）。
我们读书做学问，大致有两种目的，一种是为学术的，旨在推进学术本身；一种是为人生的，旨在增益并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以应对日常人生。对于哲学，陈先生大体持维特根斯坦的态度：哲学并不提供理论，也不指导人生，而是追问和反思概念本身，把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大道理和小道理贯通起来，达到一种会通澄明的境界。哲学是追索根本道理的学问，道理和道理之间互相挂搭。我们一般人只看到这个道理，那个道理，哲学家，则帮助我们看到这个道理和那个道理之间的关联，以及表面道理后面深一层的我们一时想不到的道理。

只有联系到自己特殊经验的知，才可能是真知。而哲学思考的根本宗旨，在陈先生看来，正在于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支持，在说理中理解他人，澄清自己；以他人经验为镜鉴丰富并提升狭隘且孤立的自我，让我们自己和自己身处的世界整体变得更丰富更优秀。
不妨说，人文学科不是研究，而是理解，是表达，是倾听。我们可以研究桌子、板凳、行星、艾滋病毒，但无法研究人。研究，多少有点居高临下的感觉。人，只能理解，也需要理解。常听有人说自己研究杜甫，研究《红楼梦》，好大的口气！我们有何资格去研究比自己程度高的人或作品？

人是需要被理解的动物。知人知己，澄明通透，是人生的大境界。我辈愚鲁，我执过深，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可也。

一、人是自私的吗？

陈先生花了大量笔墨来论辩功效主义人生观的核心观点——人是自私的，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。现代经济学，很大程度就建立在此一人性假设的基础上。经济学帝国主义把世界上的一切都简约化为利益考量。如此一来，生活中一切有意义、有温度的东西都被瓦解了。若如此狭隘地看待生活，友谊、婚姻、爱情、兴趣爱好等等，何者不能简化为利益？生活经验一再表明：若每个人只为自己谋利，往往连自身的幸福都实现不了。网络上处处可见的阴谋论也是这样看世界的。中了此类思维方式之毒的，往往把生活看得太简单、抽象而单薄。
功效主义者还认为，每个人利己的同时，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就得到了实现；也就是说，利己的过程也即利他。最有名的是亚当·斯密“看不见的手”。道金斯《自私的基因》至今也是畅销书。问题是，生活中很多事情是自私二字根本无力解释的：慈善、贪婪、残暴、阴险、恐怖事件等等，皆是如此。人饿了要吃，渴了要喝，冷了要穿，难道也能用自私来解释？说到底，经济学也好，生物学也罢，从来不可能解释清楚“人性”本身。科学研究的界限和范围是无关我或我的行为的事物；而涉及价值、动机、意义和我该怎么做的问题，科学无能为力。维特根斯坦说得明白：“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已得到解答，人生问题也还完全未被触及。”（《逻辑哲学论》）

二、知与行

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，认为“未有知而不行者，知而不行，只是不知。”（《传习录》卷上）照亚里士多德关于理论之知和实践之知的区分，理论之知本不能和行合一。但，实践之知，若知得真切，契入实践者的身心，则知行也未尝不能合一。

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亦是常陷入混淆不清的问题。陈先生指出，理论不可能指导实践。理论多半是为解释世界而产生的，实践更多来自传统和典范或榜样的影响。回想我们小时候是如何学会说话、做事的吧。我们总是从各种模仿和实践开始的。在做面包中学会做面包，在说话中学会说话，从没听说一个婴儿是因为刻苦攻读《语言学概论》而学会说话的。在对典范的模仿和不断做事的过程中，我们逐渐进入一个传统的深处，形成自己的“品味”和洞察力，学会分辨好坏和优劣。

三、快乐问题

陈先生把快乐细分为志意之乐和溺欲之乐。读经典、登山、跑马拉松，很辛苦，有人乐此不疲，从中能得到志意之乐。

快乐嵌在带来快乐的行为中。我们也知道，带来的不只是快乐，也通常伴随着苦。苦和乐常常难分彼此。大乐总伴随着大苦。轻而易举的得到的乐往往是小乐。真正的有志者往往会自找苦吃。大苦和大乐交织在一起。吃不了大苦的人，也往往享受不了大乐。“没有什么快乐比自己努力而获得成就带来的快乐更光彩，更持久”（6.8）。

快乐是向上的，有一股生长的力量。一味寻乐、找乐、溺乐，则倾向于向下、孤立、封闭和残缺。

四、幸福和良好生活

幸福和衣食无忧相关，也和天真善良之类的品性相连。幸福多和儿童和老年人相关，青壮年则很少用幸福与否来评价。对于青壮年，更明显的标志是其见识和品性。一旦成年，重要的是做事，依乎其品性来做事。陈先生说，在健康而正常的社会，少有所学，壮有所为，老有所安，大致是良好生活的全幅图景。

良好生活，在古希腊人那里更多和实践、行动相关。每个人从自己的生活旨趣出发，努力把一件一件事情做好，从中获得内心的丰厚回报，充实而有光辉，则接近于良好生活矣。

陈先生有一段看似轻描淡写，实则意味深长的话：

不管好坏，你生存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，你要是有心好好生活下去，就得在这个社会现实里建设你自己的良好生活——毫无疑问，这种建设包括批判与改造。不过，我们仍应留意，不要让批判流于抱怨，尤不要因习于抱怨而放松自己、放纵自己。说到底，并没有谁应许过送给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。

五、性善和向善

孟子提示我们，人性不是固定不变或已经完成的东西，而是需要不断培育或完成的东西。

善恶不是相对称之物，正如输和赢不是相对之物。向善赋予生活以意义，需要努力；为恶和堕落则不需要努力，是生活整体的溃散。“把棋下好，把生活过好，需要修为，破罐破摔却不需要修为”。

我们在不断模仿和向善的过程中不断成长,“成年以后，我们进一步的成长几乎只能以做事的方式实现”。

六、生活之意义，抑或人该如何活的问题

西方哲学喜欢讨论“是”、“应该”（又被称为休谟问题）或“实然”、“应然”问题。陈先生指出，在日常伦理生活中，二者在典范那里和合。在典范人物那里，实然和应然是合二为一的。而这种和合，是通过实践之努力达成的。人生是一个不断修炼的过程。在此意义上，亚里士多德说，你做什么事，就会成为什么人。

人生的关键在实践（做事）。实践的目的何在？人生有目的吗？这又是一大麻烦问题。我们做很多事情，没有目的。好玩、有趣不能称为目的。人生大多数事情，既不单纯是为了取效，也不单纯是娱乐或游戏。很多时候，不妨说，良好的实践本身就是目的。

实践活动不可能没有效用。陈先生将效用区分为“外向效用”和“内向效用”。人们一般用得到的权力、名声或利益来看待外向效用。伟大的艺术品不限于此。伟大作品被创造出来，当然可能有其创作者的初衷或目的，但作品一旦诞生，就不再受创作者的束缚。伟大作品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。

现代人往往只看到做事的外向效用或效益，往往忽略了做事过程中获得的内向效用，如内心的充实快乐和有意义等等。所谓“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”即是。

实践总要与他人打交道，虽有自己的传统，但总不限于自身，总是开放且需要不断更新与调整的。同时，实践活动总需要相应的才和德，而在优秀的实践者或典范那里，德与才总倾向于相辅相成，合二为一。在卓越的典范身上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发自内心的热爱、和其人格品性打成一片的才能。

实践活动是具体而实在的。我们每个人生活在一个个具体而个殊的生活环境中，从中生长出各自的性格和理想。典范和理想引导者我们往前走。同时，实践也在不断改变着理想本身。我们常说“不忘初心”（这是《华严经》里的说法），问题是，只要不断做事，理想或初心，包括自己，肯定是要改变的，所谓“吾犹昔人，吾非昔人也”。不经此变，你将一事无成。很多时候，看到很多把“不忘初心”挂在嘴边的成功人士，我们不禁要问，他们的成功到底是因为实现了理想还是理想湮没的结果？

对于我该怎样生活的问题，陈先生引入了亚里士多德理论之知和实践之知的说法，给我启发极大。实践之知（phronesis），有学者译为实践智慧，陈先生则翻译作明慧或聪慧。何为明慧？陈先生有一段微妙而耐人回味的话，不妨照录如下：

洞明自己行在何处，浑然一体地洞明自己和自己所行之路，从而能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，把自己大致保持在天性所指的道路上。

七、其他

此书并非系统性的哲学专著，而是随笔式的拼盘，大致围绕伦理生活中的几大问题展开。读罢全书，深感陈先生实际上是在和亚里士多德、康德、麦金太尔、梁漱溟等前贤对话。或提出不同看法，或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深入阐发。有品格的学术工作总是在接续学统的基础上刺中当下，陈先生基本做到了。其语言之畅达幽默，暗含杀机，似嘲实讽，读过的人想必都会留下深刻印象。

我读此书，受益匪浅，时时如受电然，多有恍然大悟的志意之乐。惟一不大满足的是，陈先生几乎没有讨论如何面对痛苦或苦难的大问题。作为个人，除了提升自己，磨练自己的品格，有所作为地好好活一场，还须面对世间的诸多邪恶或苦难。怎么办？陈先生似乎欲言又止。若陈先生将来能有所阐发，有以教我，则幸甚。